中科院院士吴岳良(吴岳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岳良至今还记得43年前的一道高考题。那道电学与力学相结合的物理难题，连老师都想不出来答案，他却答对了，并取得了全县最高的物理成绩。他考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从此开始了他的物理学生涯。

吴岳良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量子场论和宇宙学研究。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他回忆说，在南京大学选修课时，他对粒子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激励他追随最优秀的老师，学习和研究最前沿的领域。

吴岳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从小就喜欢拆卸和组装物体，并学习了其中的原理。

新京报：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您小时候是如何对物理产生兴趣的？

吴月亮：我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太平村，直到初中才接触物理。物理老师是我们村的，我和他很熟悉。我喜欢听他的课。这位老师开办了学校。当时我父亲开的是汽车和拖拉机，所以他邀请我父亲讲解汽车发动机的工作过程。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对各种物体的原理也很感兴趣。我经常拆解和摆弄东西，研究手电筒为什么会发光以及锁是如何打开的。总之，我想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和原因。

新京报：你中学时的学习环境是怎样的？

吴月亮：我们村只有一所小学，中学在镇上，离家比较远。我和我的同学每天步行15英里来回学校，其中一些是丘陵地带，无论风雨无阻。冬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天还黑，晚上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我的家庭非常重视教育。一般来说，农村的孩子回家后都要干活。父母要求我专心学习，不要工作。由于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取决于劳动表现，所以暑假我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表现特别好。在同龄人中，我插秧速度最快。除了种地，我还上山砍柴。

当时我们小学是五年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中学时我生病了，初中和高中休学了一个学期。这两个学期我在家学习，成绩还不错。这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他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他曾担任会计师和文员。他觉得文化知识特别重要，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让四个孩子读书。

我曾经因为表现出色而提前“体验”了高考。

新京报：1977年，当您得知暂停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时，您有何感受？

吴月亮：当得知有机会参加高考时，我们非常兴奋。我高中只读了一年，自学了半年。我不是应届毕业生，但学校推荐优秀学生参加考试。我是推荐的两名优秀学生之一。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着如果今年考得不好，明年还有机会，而且老师还让我去考场体验一下。当时我是先填写申请表，然后参加考试。爸爸说如果我要考的话就去北大和清华，所以我就填了这两所的申请表。当时，我们和“老三班”一起去考场，我的老师也一起参加了考试。

新京报：1978年高考时，您还记得自己是如何准备考试、填写申请表的吗？

吴月亮：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压力。很放松。但高中毕业正式参加高考时就不一样了。这次，我的第一选择是南京大学。我在中学时患上了急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农村山区的冬天非常寒冷。我经常看书到晚上11点、12点，早上还得早起，所以很容易生病。想到北方气候寒冷，风沙大，我和爸爸妈妈都担心我们的身体会受不了。江苏省最好的大学是南京大学，所以我报考了南京大学。

那时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高考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但我仍然认真准备考试，主动学习。我们的教材很简单，仅仅靠书评是不够的。我有一个叔叔，他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我读了他的资料。我还有一个当中学校长的小叔叔，帮我找了一些自学的资料。

中学老师也积极帮助我们复习。他们虽然在镇上教书，但自己也是大学生，响应号召支援农村。他们不知道农村孩子能否上大学，所以他们迫切地想向我们解释他们的所有知识。现在回想起老师的辛苦，我仍然很感动。

上大学的经历激励村民备战高考

新京报：有参加高考的家长吗？考试难度如何？

吴月亮：高考的时候，我们到另一个大城市去考试，住在那里。我的父母和老师非常重视这件事并与我在一起。中午，我们去亲戚家吃饭。他的家人做了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夏天来了，有西瓜，有冷饮。

那一年的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考试结束后，我记住了每一道题。有一道物理题，结合了电学和力学。我和其他同学查了一下。基本上没有人和我一样。老师也认为我可能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得20分。当我计算总分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答对了这个问题，我进入南洋理工大学就没有问题了。后来证明，这道题只有我一个人做对了，而且我的物理成绩是全县最高的。

我记得语文试卷非常难。我们班只有两个人通过了语文考试，我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到了南京大学，我才发现大学里很多同学语文都没及格。我认为中文非常重要。如果语文不好，数学、物理就很难学好。因为很多题在复习的时候都需要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

因此，我一直比较关注中文。当我三年级第一次学写论文时，父亲鼓励我向新华社投稿。对方虽然没有使用我的稿件，但是给我发了材料，鼓励了我，对我影响很大。

新京报：还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场景吗？上大学对你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

吴月亮：我觉得我至少能考上一所大学。当时有老师建议我不要报这样的高中，让我报底层的学校。好像我报的是矿业科技大学，当时很少有人报考。但我内心还是希望能考上重点大学。

1978年，全国发生大面积干旱。高考后，我参加了抗旱工作，帮父亲组装水泵。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比较晚，我和父母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甚至想过是否因为我生病了，身体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后来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通知书到了。

我考上大学也在村镇里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受到鼓舞，信心倍增，读了两三年，都考上了大学。我自己的两个弟弟后来也上了大学。

为了晚上多学习一个小时，我在平房排队抢了座位。

新京报：您在大学读书时的学习状况和生活条件是怎样的？

吴月亮：高考制度暂停10年以来，我班上有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最大的32岁，我16岁，相差一半的年龄。

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在他们眼里，我更努力。当时，南大的一个宿舍里有10个人。我坐在宿舍里学习。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玩，我都可以继续学习，不受外界的干扰。台大教学楼晚上10点就关灯了，但是有两间平房晚上11点就关灯了，所以我们就去平房抢座位，争取多学习一个小时。以前我的英语成绩并不好。到了大学，我从早到晚背单词，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我还学习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这段经历后来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当我博士毕业时，我需要学习第二外语。

在大学里，我们的食物非常好。由于我来自农村，又拿了最高的奖学金，每个月的伙食费好像是14.7元，有时花不完。一开始我们每桌有8个人。男孩喜欢女孩较多的餐桌，因为女孩吃得少。那时没有学费和住宿费。我们只需要从家里带来床上用品。

新京报：大学对你有什么影响？学生们要去哪里？

吴岳良：南京大学的老师非常好。有了这么好的教学资源，我就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总有一种学不完的知识的感觉。南洋理工大学是最早实施学分制的。我每个学期都修了很多学分。按照学分来看，我至少可以提前半年毕业。我还选修了一些选修课。由于我选修的课程，我对粒子物理学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和1977级的学生一起选修，他们比我早半年学习。后来我们一起考试，我第一名。但由于我不知道需要提前注册，所以最后的学分不算在内。

因为兴趣，我学习非常积极。通常在暑假期间，我已经自学了下学期每门课程的近一半内容。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就会巩固知识。当时，平均每科95分，可以作为三好学生的典范，我也获得了这个荣誉。

我主修核物理。当我毕业时，一些学生被分配到四川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北京物理研究所。程开甲，核武器技术专家，曾任南京大学教授。毕业前，他动员我们到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一些学生响应号召，前往那里。在南洋理工大学，我们还见到了核物理学家吴建雄先生（尊称）和核物理学“元老”石士元先生。施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他们对我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走上了科研之路。

向“两弹一星”创始人学习，做科研不畏艰辛

新京报：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到中科院攻读研究生？

吴月亮：我成绩很好。如果我选择留在南大读研究生，我可以通过免试推荐通道。这时候又是父亲发挥了关键作用。看到我身体没有问题，他鼓励我去首都北京参加考试，去最好的研究所，跟最好的老师学习。

我们大二的时候，大学老师曾经告诉我们，中国最前沿的学科是理论物理，最好的科学家都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1980年，理论物理专业四位教师全部同时当选为院士（院士）。导演是“两弹一星”功绩勋章获得者彭焕武先生。所以我毕业的时候选择报考理论物理研究所。那时考试题目相当难，我每科成绩都在及格左右。

新京报：您1982年来到理论物理研究所后，有哪些机会跟随“两弹一星”创始人周光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吴岳良：理论物理研究所比较开放，来了之后可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选择。我选了周老师后，他要面试我。我以为他会考一些比较难的题，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他却没有考我任何题。

周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理论物理，有兴趣吗？他特别提到，做理论物理是需要吃苦的。世界上最好的理论物理学家没有周末。他还要求我要坚持下去，要有奉献精神。这些教导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事的是最前沿、最基础问题的研究，我们正在探索大自然的未知世界，所以我学得越多，我就越感兴趣。

记得当我写第一篇英文文章时，周老师让我们先打草稿。后来，他把手稿改得“面目全非”。他幽默地告诉我，技术需要创新，但外语不需要创新。这些句型一定要熟记。

周老师对待学生很好。我们研究生的时候，吃的还不错，但是我们都是年轻人，老师觉得我们瘦。有时周末讨论结束后，他会带我们去餐厅改善食物。他说，这是他的老师彭焕武先生留下的传统。

在科研方面，周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他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独特。比如第二次讨论的时候，我们把上次讨论的问题整理出来给他，他却没有看，而是从头开始推导。他说，重新推导可能会带来新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读文献要从最新、最前沿的论文开始。如果我们遇到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应该寻找其他参考资料。但在阅读文献时，你不能完全遵循论文作者的想法。你必须能够跳出框框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将文章内容消化成基础知识，以便自己进一步研究。

新京报：出国留学后，为何放弃有利条件选择回国工作？

吴月亮：博士毕业后。1987年，理论物理研究所提出研究生培养理念，鼓励我们敢于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李政道教授推荐，我前往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继续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理论研究。

记得在我博士毕业之前，周老师曾经问我，当国家将来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放弃你的研究，服从国家的需要吗？我当时的回答让老师很满意。他的老师彭焕武也表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就得找理由。

我在德国和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觉得美国条件好，选择留下来。有一个同事去华尔街工作，工资很高。他写信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去。但1996年我选择回到中国。

建议考生进入大学后扩大知识面，主动学习。

新京报：近年来您一直在参加科普活动，包括到贵州偏远山区做科普。您希望科普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吴岳良：目前很多社会活动我都可以拒绝，但对于中学生的科普活动我还是尽量去参加。我在国外工作已经快十年了。当时我发现一个现象，有的研究人员在国外研究成果突出，成果丰硕，但回国后却似乎拿不出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科研评价导向和学术交流氛围存在问题。因此，当我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时，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另外，国外很多科研机构都有外展项目，都是针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外展项目。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中学生、大学生做一些科普，给他们带来一些启示。

新京报：您对今年高考考生有何期望？您对他们将来上大学有什么建议？

吴岳良：和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考生有六年的初中、高中，已经学到了足够的知识。希望他们不要太紧张，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取得好成绩。

中学阶段，要学会如何掌握知识；在大学阶段，要扩大知识面，主动学习，学会运用知识；研究生阶段，要学会创造知识。

新京报：您有什么想对有兴趣申请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学说的吗？

吴岳良：欢迎大家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们的本科教育集中了整个科学院的优质资源。每学期本科生可以到科研院所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实习。他们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老师，追求自己喜欢的方向。本科生一到就有学术顾问，还有两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国立科技大学基础条件好，学生选择性很强。每个人都能真正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和方向。

传

吴岳良，男，1962年2月出生，江苏省宜兴市人。理论物理学家，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

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以及宇宙学研究。在基本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引力量子场论与统一场论、量子宇宙物理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著作。

新京报记者张璐

编辑范怡静校对赵琳